中新社北京3月12日电 题:为何植树节与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是同一天?
——专访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、教授安东强
作者 卢诗纯 朱贺
2025年3月12日,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纪念日。在同为植树节的这一天,海内外中华儿女以各种方式向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、伟大的爱国主义者、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表达敬意和缅怀。
植树节的设立与孙中山有何联系?孙中山何以被跨时代多地区纪念?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,探讨中山精神的现实意义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中新社记者:植树节的设立与孙中山有何联系?
安东强:1928年3月12日,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,当时的国民政府举行了植树仪式,并将这一天定为植树节,节日当天所造林称为“中山林”。此举一方面与植树象征生命延续的中国传统观念有关,另一方面则是对孙中山生态理念的传承。
中国近代开埠后,自然资源遭过度攫取,生态环境严重恶化,荒山秃岭广布。对此,孙中山率先从现代国家建设出发,较完整论述了造林和农桑的重要性,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倡导植树造林的政治家。
早在19世纪末,孙中山就在《上李鸿章书》中建议“急兴农学,讲求树畜”,以缓解人口增长与土地生产力低下所导致的“饥馑之患”。“农林”之利随后成为各方共识。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,受曾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影响,设立农林部,并下设山林司,主管全国林业行政事务并颁布《森林法》。1915年,清明节被确定为植树节。因此,尽管中国最初的植树节并非3月12日,但也与孙中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1979年2月23日,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每年3月12日为全国植树节。根据邓小平倡议,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》。1982年的植树节,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上种下了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。2020年7月1日起,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正式施行,明确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。
孙中山曾在《建国方略》中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的计划。1924年,他在广州进行“民生主义”演讲时,也指出,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,都是要造森林,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。当时,不少林场受孙中山的重林兴林思想影响,在宣传造林、宣讲知识、推广良种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。
孙中山“农桑之大政,为生民命脉之所关”的农林思想,不仅反映了他推动生态保护的迫切决心,更彰显了他以农林为基础发展“实业救国”的宏伟蓝图。
中新社记者:为何海内外随处可见中山公园、中山路?
安东强:与前述“中山林”相同,中山公园、中山路等都是对孙中山纪念活动的“空间化”,本质上是因为他作出具有“超越性”的伟大贡献。
一个表现是政治主张的理念。振兴中华、天下为公、主张民族大团结的“五族共和”等思想,超越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经验,也为后来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思想财富。
另一表现是时代前瞻的眼光。《建国方略》中的《实业计划》集中体现了他对当时中国工农业、交通等的现代化设想,如在长江三峡河段修建闸坝、建设16万公里覆盖全国的铁路网等,这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前瞻性纲领,在今天的中国已渐成现实。
以铁路为例。2024年9月,广东龙龙高铁梅州西至龙川西段开通运营,中国铁路运营里程正式突破16万公里,标志着孙中山“建设16万公里铁路”的百年梦想得以实现,也印证了他的远见卓识。
中新社记者:在东南亚、北美等地,为何“中山”符号常与华侨华人社团、同乡会紧密结合?
安东强:1897年,孙中山来到日本,在友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的陪同下拜访众议员犬养毅。由于孙当时仍处于被通缉状态,在登记记录时不便使用真名,平山周想起刚刚途经的中山侯爵邸,就帮他在姓氏栏填上“中山”二字。孙中山随即在名字栏填上“樵”,全名“中山樵”,取“中国山樵”之意。
“中山樵”的化名传播很快,在1898年的天津《国闻报》上就曾刊出《中山樵传》。“孙中山”是在辛亥革命后才广泛传播开来,后来成为大家熟知的一个政治文化符号。
而海外中国人将“中山”作为社团、同乡会等组织的符号,既与孙中山先生之于中华民族近代史的伟大贡献有关,也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足迹及其超越地域、血缘的革命组织理念密切相关。孙中山在长达40年的革命历程中,近半时间都奔走于海外社团、中国留学生之间,在其间做思想启蒙、宣传鼓动、组织策划的革命工作。
激发海外中国人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意识的同时,孙中山还改造了基于地域和血缘关系建立的同乡会,将其发展为具有更广泛凝聚力的革命社团,帮助大家调解矛盾,使之团结在救国、爱国的共同目标下,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。
由此看来,“中山”符号可被视为海外华侨华人联结同胞情谊的政治文化纽带,具有超越政治或党派的意义。
中新社记者:如何理解“中山精神”?其对凝聚两岸共识有何作用?
安东强:学界对“中山精神”有很多讲法。我认为,“中山精神”用两个字概括是“博爱”,用四个字概括是“天下为公”。
“博爱”是孙中山政治学说的核心之一,他将“博爱”定义为超越私爱的公爱,强调人与人、阶级与阶级、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爱互助,并将其视作人类和谐与幸福的基础。孙中山认为,通过“博爱”可达到他对理想社会的终极追求——“天下为公”,并明确表示“我们革命的目的,是为众生谋幸福”,以三民主义实现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“至完美的国家”。
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重要政治文化纽带,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发展实业、重视民生等政治理念,有助于两岸找到和平统一的“最大公约数”,达成更多有益家国和人民的共识。两岸关系形势越是趋复杂严峻,越凸显中山精神之宝贵。
孙中山先生曾说,“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,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,正是这种意识,才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”。他还提到,“‘统一’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。能够统一,全国人民便享福;不能统一,便要受害”。
今天,两岸中国人共同纪念、缅怀孙中山先生,也需始终铭记先生遗志,继承先生未竟的志业。(完)
受访者简介:
安东强,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历史学系主任。主要研究领域为清代政治制度史、中国革命史,著有《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》《孙中山史事编年(第2卷)》《晚清政治史的制度脉络》(2025年即出)学术专著,曾获首届“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术奖”一等奖,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“清史·典志·教育志”和“清史·史表·学政表”编纂工作,主持国家社科基金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、教育部新文科等类项目。